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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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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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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灾难下的公众参与和可持续发展(下)  

2008-10-13 09: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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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灾难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关于灾区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众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保持生态资源,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根据上述有关学者的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整体上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制度的发展,其基本的理念就是尊重自然、尊重传统、尊重生命,开创未来。这样看来,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代际公平”的问题,尤其是在巨大的环境灾难的情况下,这一代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灾区的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或者可以说我们本身就是“下一代人”。用约翰·堂恩的感性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包孕在人类之中的。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每一个人敲响。”

因此,我认为用某种新发展观的理念来统摄和扩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更有利于我们解决灾后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方面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思路看来是有着充分的考虑的。1983年,法国经济学界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提出了“内生的”、“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理论,并称为“新发展观”。党的16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落实到这次灾后重建,重心还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但是,既然可持续发展是包容了经济、自然、制度、文化多方面的权衡发展,既然灾后重建在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下必然涉及到各种利益和立场的冲突博弈,所以我们更应当理性冷静地观察这些复杂的灾区图景,综合性地、平等地、以人为本地考量我们的各种决策,而不是简单化地规划、强制或一刀切。

(二)政府、部队和民间:关于灾后重建各方表现的复杂叙事

1、政府的声音:在前面提到政府对志愿者的态度时我们已经指出,政府对待民众的心态是很复杂的,随着救灾和政治情势的发展而转变。我们到灾区的时候,所谓的灾区向媒体公开、倾听灾民诉求等宣传已经很难看到,到处都是关卡。我们到汶川县城之所以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很久都没有看到外边的人进来了”,以为我们是记者之类,热切希望我们“曝光”当地政府的不作为。的确,就我们所见,政府对待一些灾民的诉求,比如比较敏感的学校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基本采取沉默的、拖延的或安抚的“开口子”态度,而暂时还不愿激化矛盾;对那些组织上访的家长,也不敢轻易去“拔钉子”,而对那些对建筑质量富有责任的腐败官商,也避免做出惩办的“揭盖子”做法,以免不好收拾局面。总之,基层政府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切的行事都以“稳定”、“一方平安”为基本准绳。但这样的做法毕竟还是会引起不好的效果的,如果不依法行政、公开行政、对人民负责,这种所谓的稳定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在调研中面对的政府或封闭或开放的两种不同声音,内心感受就很不一样,更何况那些利益直接受损的灾民。比如在安县,团委书记带我们去宣传部那里,问是否能提供一些有关抗震救灾方面的地方政策、简报等,但宣传部办公室的干事语气很不友好,很干脆地告诉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材料,即使有也不给看。而我看到他的桌上就放着厚厚一沓有关抗震救灾的各种通知和文件。这里面到底能有多大的秘密呢?何必用这样的态度,我心里想。而调研组的成员们见了这种态度,私下也都感叹何苦这样。相反,我们在马尔康应急办时,那位女主任刚从一个死亡20多人的重大车祸现场连夜赶回,虽然奔波劳累,但对我们的到来仍然表现出热情的欢迎,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为我们一路将路过的关卡及时打招呼,并真心诚意地说:“真的欢迎你们这些关注制度建设的人来这里考察,好给我们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很多地方,尤其是乡村和县城,真的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没办法啊,根本跑都跑不了。许多山区灾民真的太苦了……”让我们感动不已。

2、部队官兵的声音:人民军队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又一次体现出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次我们在整个调研途中,都见到了不少热火朝天地帮助灾民重建的官兵,场景令人兴奋而感人。但或许是由于在第一时间冒着各种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深入到救灾一线,所以有些官兵难免有些抱怨。我们在马尔康和两位武警官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虽然在整体上表明“人民军队打胜仗,群众是靠山”的感受,赞扬军民关系鱼水深情是优良传统,地震中更是体现出来,也提到了那些志愿者们的感人事迹,但他们也提到了救灾中看到的许多令人寒心的现象。某某支队长说,最令人寒心的还是有些灾民,比如地震后第二天就开始喝酒吃肉,认为吃完再说,反正会有救援;还有的群众也让人生气,在一个山路口,余震不断,前面就看着山石在滚,我们武警拦在那里,但几个灾民就是不听劝说,非要强行过去,结果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埋……;此外,当部队官兵正在帮着灾民恢复重建,打扫清理时,有的灾民就闲坐在那里,指挥说,解放军同志,这里没扫;还有那,真是指哪打哪,你说寒不寒心;部队同志都忙着搭帐篷,而许多灾民,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人,就抱着手在那里看着,我们也不要求你们过来帮忙,但连白水也不给我们送一下。最后这位支队长说,“说实话,我有时真想对这些灾民说,活该。”他当然仅仅是一时气话,而且仅仅针对的是那些让人寒心的灾民。

3、百姓的声音:(1)与前面武警官兵的一些看法相反,老百姓对部队的看法普遍都很好,很感激。据理县的民众说,有个战士因抗震救灾牺牲,上千名村民自发地前来送行。汶川的调研再次印证了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军队的良好形象。禹碑岭村的村民说,那些当兵的娃娃,我们看着也可怜,都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啊,还那么吃苦受伤。(2)但是,百姓对待当地政府官员,普遍都是无奈、不信任、抱怨甚至激烈抨击。首先是感到无奈。在渑池,我们见到了一位胖胖的瘸腿羌族大哥,这个生意人在镇上开有铺面。他告诉我们,地震过后第二天白天,当地政府就打白条向他征用了一万多斤的粮油,至今未给个说法,看来是要账无望了;到了晚上,他和其他生意人的商铺又被灾民洗劫一空。羌族大哥不断嘿嘿地干笑,看着我们,无奈的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其次是认为政府在组织救灾上的无能。村上的老人和一些留守的人说,我们当然是非常想做事的,谁会等着饿死?但根本没有政府组织,自地震以来,许多救灾物资被政府囤放在学校等地方,直到发霉腐烂,又被大量抛到河里,老百姓看着都心疼,那可是全国人民的善心啊。 第三是认为当地政府逃避责任。村长情绪激动地说村里通往县城的道路因为地震毁坏,当时要政府修,政府根本不管,后来没办法,他带领村民雇工雇车,大家齐心协力出义工修好;地震后汶川县城的绕城河出现了冒泡、浑浊变色的情况,可是政府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河流水质的检测和改善。因为这条河是汶川县城和周边几个村子的主要饮水来源,在地震后由于得不到确切的水质报告,民众只好喝山上的雨水或想其他的办法。直到地震后20多天,自来水公司的水质监测报告出来之后,民众才又重新喝上了自来水。截止到8月1日我们到达汶川时,这条河流的冒泡和变色问题仍然没有给出原因。第四是认为政府尽干应付上级检查的事情,不管灾民死活。比如,上级有人来了,就命令灾民们到集中的安置点去,一旦检查的人一走,又把灾民们赶回来;县医院为了推卸责任,把受伤的灾民们全通过救援的飞机汽车转走,后来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连忙到处找非地震受伤的其他病人充数,甚至故意给好端端的人挂上输液瓶。第五是指责当地政府做法的简单粗暴没有人性。最让他们揪心和不平的是当地政府强制灾区孩子到外地就学,灾民们不愿意,学校的教师也不愿意,认为这一方面是当地政府不作为,另一方面是一种政绩工程。送出去了,媒体报道了,事后孩子就学怎样,心理、生活和病痛问题如何解决,都不管了。合同不断修改,但都对家长不利,还必须强制,否则就不要上学了。许多家长说着说着就热泪盈眶。因为孩子太小,刚经历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又得背井离乡,而且并非真正的免费,小孩若有病痛,还得家长自己掏钱去接回来。灾民们说,我们都给政府说,自己愿意把自己的牛毛毡、帐篷等捐出来,出工出力修建学校,可是政府为什么还不尊重我们的意见?

以上所述的政府、部队和灾民的各种不同态度,当然有着其基于自身立场甚至偏见的原因,也夹杂着不少的谣传,或许这些叙事的真实性都需要打折扣,但整体上观察,这些一己之见反而能够充分揭示灾区目前重建状态的真相。灾后重建本身的确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是恢复生产和生活、重塑某种秩序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汲取其中的各种教训,真正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全面听取各方面的声音,认真权衡各方面的利益。相互隔阂和误解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改变这些认识,我认为首先是要政府主动采取积极的行动,问题不去面对和解决,并不能证明问题就不存在,实施“以人为本”虽然认任重而道远,但做出实际的行动和姿态毕竟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三)简评灾后重建的法规政策

从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灾后恢复重建的各种法规条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国土资源部、卫生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民政部、财政部、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等各个部门都相继颁发了各种紧急的应急处理预案和通知。在那样的紧急时刻,举国动员,运动特色,当然是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效果的。但是,就立法的规制方面,其中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立法整体上属于各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费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社会募捐政策等,是补救性的,应急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诚然,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强调综合决策,改变过去各个部门封闭分割、单打一地制定法律的做法,但也要避免一窝蜂上来,纯粹是一种“不立不行”的表态性的、形式大于实质的立法。这样的结果是过于仓促,让灾区在操作上没有实际效果。

2、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看,国务院于6月8日制定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制定原则倒是有比较完整的阐发,即(1)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2)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3)就地恢复重建与异地新建相结合;(4)确保质量与注重效率相结合;(5)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6)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结合。但这些原则还是没有直接涉及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两个基本核心:第一是以人为本,第二是对环境权本身的阐发。之所以要强调这两个方面,是因为以上原则所谓的“结合”,其实总是有所偏重的,而在我们看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心一定是在民众那里,必须基于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对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的认识,来扩大公民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获得救济的权利、民主参与的权利等。否则这样的立法和可持续发展就是定位模糊的,不利于今后汲取更多的教训,避免更多的弯路。

3、在具体的措施上,从《恢复重建条例》到更具体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虽然规定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尊重自然,科学布局”、“安全第一,注重质量”等,也规定了诸如“加强对次生灾害的排查监测”、“加强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建设”、“加强紧急救援救助能力建设”、“加强避难场所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恢复重建”等细致的内容,但我们更关心的恐怕还是“如何加强”的问题,而这些规定大多停留在提倡或口号的层面,并且缺乏一种合理的长效机制以及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这也可以说是我国立法中存在的老问题,似乎“法律制定出来就是供人违背之用的”。比如《恢复重建条例》第二章对“过渡性安置”做出了规定,其中要求过渡安置点应“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地带,临时住所“应当具有防火、防风、防雨等功能”,但就在我们去过的北川安置点,那里各个省份援建了许多活动板房,可是就在9月24号左右,北川地区就发生了大洪灾,洪水和泥石流把大批刚建好不久的活动板房冲垮,现在冬天即将来临,而灾民们又陷入了更糟糕的绝望境地。这里面反映出来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埋怨那些善良的援建工程?对于紧急的爱心救助,当初是如何选址的?如何监督?在这样的时刻又能够追究谁的责任?等等,都是我们立法需要全面反思的问题,立法不能仅仅以“应急”为借口就规避了许多应当具有的理性和责任,因为立法就是为了避免激情和运动带来的一些问题。

4、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我们还应当强调法律规制和尊重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结合。这方面我们只举一个不完全与地震相关,但对我们的环保立法有很大启示的例子:我们在丹巴县色足村了解到一个案例,当地本身供电并不是十分充足,常有停电的时候。而过年时家家户户要准备热食,便都要使用电炉,导致过年时经常断电。当地政府三申五令都屡禁不止,只能采取一贯的治理方式,层层施压,任务到村。村里的做法是在年前由每家每户派出一名代表,集体向佛发誓如果使用电炉就会遭到诅咒。这样一来还很有效果,过年时果然没有一家用电炉的,村里的供电紧张问题就此得到缓解。这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那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很好体现。

五、简短结语

以上我根据此次灾区调研的大体情况,从制度建设和反思的视角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梳理。地震灾难造成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经历者、参与者和旁观者对此都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感受,正因如此,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考察和思索显得更加必要。这次环境灾难,激发起众多中国民众的人性和良知,重塑起一种真正的公民精神,并见证了一个公民社会可能生长的契机。正如高鹏君所言,“环境灾难所塑就的公共领域中,每一个灾民,每一个志愿者,每一个NGO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体。”但是,一时的感动和激情替代不了长期制度建设所需要的冷静理性和艰辛努力,民间力量的生长、人道爱心的回归也需要细心呵护和耐心培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园,一切都是为了在今后的灾难面前不犯重复的错误,付出更少的代价。或许这才是“多难兴邦”的真实含义,那就是在每一次灾难过后,我们都会更加明白生命的可贵和尊严。自然环境是脆弱的,更脆弱的是这种付出惨重代价后来之不易的制度发展的机会。否则,一个奶粉事件就足以让我们曾经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们的调研结束已有两个多月时间了,但灾区的各种景象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戒备森严的哨卡、触目惊心的废墟、热火朝天的重建、飞沙走石的电站施工现场、冒着滚滚浓烟的垃圾处理厂,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帐篷里的副食店、农贸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军人,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和文书通告,破败大楼里坚持办公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村长的愤怒、家长的悲泣、饭店女主人的叹息、羌族大哥的无奈、志愿者的欢笑,孩子们清澈渴望的眼睛……虽然灾区呈现一片百废待兴、紧张繁忙的重建场景,但一切似乎又都回到了某种常态的、既定的工作和生活轨道当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多样,让我有些困惑迷失。我该如何去判断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这所有一切呢?我相信,一个人道的政府,首先就是一个认真对待灾民各种诉求、着力于解决灾民现实问题的政府。千头万绪,总有入手的线索和理顺的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和长远目光的结合,需要的是以一种平等的、关爱的、包容的、负责的、尊重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姿态来作为制度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支撑。

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灾区藏区之行虽然短暂,但这一路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沉重,也有乐观;遭遇各种险情,最终平安圆满;这一路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死与共,什么才是中国脊梁;这一路,我们看到了悠久的文化,见证了壮丽的山河;这一路,我们知道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贵,也在思考如何开创一个伟大的文明。总之,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也是一次永生难忘的灵魂之旅。让我们为了这片深爱的热土,共同许下最为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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