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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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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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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话语策略  

2009-02-22 17:1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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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始的政法方向的转换,拦腰截断了之前轰轰烈烈的以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为旨向的改革。按照冯象先生的箴言,“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当我们的司法不再能够担当掩饰和遮羞之功时,明确干脆地放弃法律的行囊,重新拾起人民司法和中国特色的法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以“三个至上”和“司法民主化”为标志的“回头路”或者“回归”,并不突然,而是法律因应统治大势改头换面的必需,是政法策略的被动调整。

问题在于,调整的结果可能非但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出现了新问题;不但让人忘却了独立法律力量在变革时代对维系社会稳定的平衡功效,反而因沾沾自喜于表面应对的成果(如“人民”的口号、矛盾的“化解”),忽视了那深层次继续恶化的病灶。

此番政法策略的转化,在我看来,多少是失当的,甚而显现黔驴技穷,左支右绌之象。透过其惯性使然的应付逻辑,我们多少可以发现此种治理方式的渺茫前景。试举三个主要症状为例:

其一,为什么总是被动性地应对?“和谐”及“稳定”的追求,本应是某种理性制度良性运作的题中之义或必然结果,可是我们的法制变革,往往是在意识到法制无法维系安定局面的情况下的被动举措。我们的法律似乎从来没有主动过。政法系统的“大学习、大讨论”因而成为了对法治状态的极妙反讽,因为它终究是运动式的,反法治的。其实,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以其英明锐利的眼光,振聋发聩地指出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即不因人而异,而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叹的是,我们似乎总是缺乏建设制度的耐心和对来之不易的制度的呵护,早将邓公的真知灼见抛在脑后。离开了对法制的信赖,便只能依随“情势逼人”来决定当下的行动,在利益纠葛当中陷入了困顿之境,结果成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难怪某高院院长要声势浩大地带领本省法官队伍去陕北“寻根”,试图从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和马锡五审判方式那里找到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开辟的良好治理传统诚然需要继承发扬,但类似的寻根似乎总给人一种时空错位之感。如果那样的根真能确保我们今后的法治不再被动,确保我们三十年积累的法制经验不至于白白浪费,倒也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事实上,所谓的“根”恐怕支撑不起失丧的民众所需要的青天明镜。

其二,为什么总是在忙于司法改革?在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当中,司法部门是最应当保持其一贯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换言之,法院是最不应当轻言改革的部门,对法院的改革理当慎重缓行。但我们的法院在过去十多年来,居然成为出“改革”新闻最多的机构。上届最高法院所推行的司法改革之急促失败,自不必多说,中央和“民众”显然也非常不满,否则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司法方向的大调整。但让人不解的是,如今的法院系统响应号召式的各种改革名目照样层出不穷。就拿最高法院自“三个至上”、“三个标准”后又推出的“五个严禁”来说,某省高院就积极发出“六个严禁”的方案,接着是某市中院进一步拿出的“八个严禁”,到了某基层法院,就细化为“十个严禁”的具体改革方案了,而各地法院诸如法官宣誓、开门接访之类的改革方案,更是五花八门。法院系统的改革热情,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司法到今天仍然处于不知如何定位、茫然失措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也说明司法唯上是从的行政化、等级化管理体制,已经使我们的法官们沦为了沉迷于政绩工程的政客,司法的独立和法律的尊严既已丧失,还谈什么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呢?

其三,为什么法律职业只剩下了逐利之外表而丧失了内在之精神?遥想世功当年,一篇《法律共同体宣言》的宏文曾让多少年轻法律人热血沸腾,但数年过后,恐怕连作者本人都早已不再相信(中国的)法律会有什么神圣可言。正因为我们的法律职业已经不再神圣,所以连“当事人送礼坚决不收”这样的誓词都出现在了法官的宣誓里面,实在让人嘘唏不已,直有“世风日下”之感。如今司法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然而,“稳定”这类的统治目标毕竟是根本算不上什么“意识形态”的,故而那避免社会矛盾和上访的低端目标,在缺乏法律的正义(righteousness)、权威(authority)、神圣(sacredness)和精神(spirit)的前提下,终究无法安抚一个个受伤的心灵,反而败坏了良好的民情,其结果倒可能是驱使善良的人们借助于上访、群体事件等方式,形成了新形势下的“法律纠缠术”。而失去法律内在精神的法官,由于与其他的政府官员已经毫无差别,所以其口口声声司法民主、职业伦理、司法公正等说法,倒真正是为了保住职位的一种托词。利益这个“大写的真理”代替了更高的神性,在不影响自身位子的情况下,司法为民、田间炕头的审判等等都是何乐而不为的;可一旦位子有所影响,法律连带我们的法律职业者们,将呈现出另一番可怕的面容。

以上三方面的感叹,主要源于过去一年多以来我对中国司法改革方向的观察和思考。而上一期《南方周末》(2009年2月18日)对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的“新政”报道,则让我对中国司法“喜人现状”背后的发展前景有了更多的忧虑。张大法官从政经验丰富,当上高级法院院长不久,就总结出许多至理名言,比如:

“所谓人民法院就是要走人民路线,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你下判了以后,结果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那么你说这个案子办对了吗?”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

所有这些“见识”,听起来都具有相当的政治正确性,可以摆在台面彰扬。但这些话里潜在的问题,其实都已经包括在我前面分析的那三个症状当中了,简而言之就是:被动面对穷于应付;司法改革疲于奔命;维持位子疏于灵魂。在这样的司法理念之下,也许会实现暂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其实是通过将本属公义的制度原则置换为安抚、赔偿和打压技术来达到的。通过各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艺术,小人物不断挣扎的生存之理千年不变,但真正维系人类文明和尊严的生命之理却销声匿迹。人们的命运不再需要法律的理性规划,而重新被各种偶然的力量支配,《疯狂的赛车》把这样的社会生态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如果一种人民的司法理念却让我们看不到人民真正的利益诉求;一种特色的司法理念却让人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消亡殆尽,我真的不知道以人民为依托的法官到底还有什么真正的尊荣?

还需要附带说说的是,《南方周末》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从整个报道的内容可以看出,张大法官对自己不按“法理”出牌是非常自得的,所以他对于所有与司法专业化独立化的做法都予以否定。可是,法院本身毕竟首先是一个法律机构,一个法律机构却不需要法理,这实在是一件荒诞的事情。此外,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那就是你可以强调自己的重要,但千万不要贬低别人的重要。而我看这篇报告的感觉是,张院长对自己长期做党政工作的重要性非常强调,但对法律的重要性却嗤之以鼻。难道,做官的道理和做人的道理真的恰恰相反?

最后,我还是用毛主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诗来展望中国法治的美好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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