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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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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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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的第十五个观点  

2010-11-16 11: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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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个著名的假想公案,被誉为“法理学经典”。在这个虚构案件中,五名探险者突遇山崩,深陷洞穴,无法在短期获救,在穷尽一切活命手段后,大家只能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不幸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者。获救后,生还的四人以杀人罪受到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富勒接着虚构了最高法院的五名大法官对此案分别作出的判决意见。50年后,另一位法学家萨伯又延续了这桩公案的法理游戏,再次虚构了九位大法官的不同判决意见。这十四份判决书的论证全面涉及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宗教、道德、人情、生物等层面。围绕罪与非罪的问题,他们具体讨论了诸多法律难题,包括紧急避险、正当防卫、契约自由、功利主义、生命尊严、杀人权利、罪与罚、规则与常识、理性与情感、赦免和管辖、解释和推理、政治与民情等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法学流派,无论是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还是法经济学、批判法学、实用主义法学等,都纷纷登台亮相,试图争夺解释和适用的正当权威,以确立自身解决人类问题的一席之地。

我在不同的课堂上曾与学生讨论过这个案例。尤其是在一次研究生讨论班上,我和同学们共同模拟演练,大家在三天共计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内分别扮演不同的法官陈述意见,互相争辩,收获颇丰。由于这个案件反映了人类普遍永恒的生存困境,所以,虽然不同的观点相互竞争,互不服气,但它最终考验的却是人类权衡取舍的伟大能力。作为法官或法律人,在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却必须省察案件中严肃的生命价值问题。这是决定别人命运的时刻,岂敢掉以轻心。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参与判决的法官,何尝又不是那些深陷洞穴中的探险者;他们做出的判决,和绝望的探险者们做出的杀人决定,也存在太多的相似,处处蕴含风险危机。

但决断是必须做出的,尽管决断不可能有终极唯一的答案。在这些学养丰富的智者面前,在这些受过精湛法律训练和具有丰富法律经验的一流法官们的论辩面前,我告诉学生,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这些意见仍然是开放的,可辩驳和可质疑的,它们甚至为新的思考和新的答案提供了无尽的可能。不过,虽然没有正确的答案,并不意味着没有正当的关怀。虽然生命充满偶然和变数,但慎思明辨仍然比专断草率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

为此,我也狗尾续貂地写下了我的第十五个判决意见。

 

谌洪果法官发表不同意见如下:

本院为此案已经耗费了极大的时间和资源,我认为这是值得的。该案不仅属于法律和事实上的疑难案件(hard case),而且更直接地挑战着我们的立场、偏好和情感,昭示着我们不得不做出的价值抉择,反映出人类心智所能达到的极限。

我们这些被授予了神圣的司法裁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怀着对生命的虔诚、敬畏和谦卑之心,战战兢兢地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难题。的确,人民赋予我们如此巨大的责任,这个权柄我们不敢滥用。

在各位法官先生陈述的意见中,我深深感受到我的同事们的深思熟虑、政治智慧、法律技艺、基本关怀和历史眼光。我们对于法律焦点和事实真相的论辩已经足够充分,但大家的处理意见仍然僵持不定。审判被悬置了。我们可以继续论辩下去,可是被告的生死存亡就存在于我们的话语当中,而公众也期盼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我想,无论如何,联邦的法典已经对本案的性质做出了非常清楚的规定,那就是“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这一规定完全适用于目前的情形。四名探险者实施的的确是一场谋杀,他们为此进行了充分的筹划,并残忍地杀死了一个无辜者,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迫不得已的动机。

可是,本案的核心也许并不在这里。我们看到各位法官的关注已经深入到人生社会的广阔层面。我们可以为被告们的做法提供很多理由,然而作为法官,我们没有权力法外开恩。可是,我也反对僵硬地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有法官论证说,饥饿不是杀人的理由,更何况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别无选择,他们并不是多等待一天、两天,就一定会饿死。我认为这种理由多少有些冷漠,毕竟我们并没有真正陷入那样的绝望境地,毕竟在那种茫茫黑暗中,人的思维和理智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是非常险恶的不正常的状况,人的判断力不会像我们这样如此从容和健全。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必须在没有原则的同情和没有怜悯的执法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罪的后果和责任的担当。“不可杀人”是一条捍卫生命价值的黄金律令。一个人只要杀了人,无论他会在别的宗教、人情、道德的渠道获得怎样的忏悔和救赎,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他都必须有勇气接受世俗法律的惩罚。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索尼娅对杀人犯拉斯柯尼科夫所说的那样,“到十字街头,向人们跪下,吻一吻大地,因为你对它也犯了罪,再大声向大家说:‘我是杀人犯’。”“去受难,用痛苦来赎罪,应当这样。”——接受肉体的咒诅和惩罚,是恢复人格尊严的第一步。

不过,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担当罪责之后,还必须开辟一条人性的出路。更何况,正如有法官所论证的那样,本案中的杀人,由于获得了被害者亲人和公众的理解(尽管不一定是支持),所以并不适合于“复仇正义”的原则。正是在这里,我很遗憾我的诸位法官同仁并没有充分重视本国法律中的另一种行政赦免制度的应用。这项制度的实施需要特殊的情形,本案正好属于这样的情形。这项制度的实施,也并不会导致有人担心的破坏法治的结果,它和我国现有的司法独立的制度是并行不悖的,互为补充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的最终结论是:

一、根据联邦刑法典第十二条A款的规定,本案四位被告应当判处死刑。被告必须为自己的杀人行为负责,无可推诿。被告声称的紧急避险抗辩并不成立。我国和世界每年均在发生各种天灾人祸,因为天灾人祸而同类相食的例证少之又少,这反证了被告可以有别的符合人性的选择;

二、但是,在充分考虑本案各种特殊情形的基础上,我们要求在本判决过后立即启动行政赦免程序,对被告予以宽大处理。法律的实施、正义的实现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各项具体制度在关键时刻的补充配合,能够彰显我国法治的人道、完善和成熟。

三、做出如此判决的目的,不是为了从肉体消灭被告,而是为了给社会、给法律一个正式的说法和交代。这些被告能够从这场灾难中活下来,最应当感谢的就是那个为了他们的活着而丧失了生命的牺牲者;他们必须勇敢地担当起亏欠那人的罪责。他们必须被定罪,以便让他们认识到同类相食的耻辱和残忍,而不是心安理得地活在不知罪的坦然之中;但是,在他们勇敢地接受定罪和惩罚后,法律必须为他们留有盼望,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活出人的样式,而不是让道德愧疚和重压伴随他们的一生;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四、我希望被告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以各种尽可能的方式帮助孤苦无依的被害人的亲人,帮助那些处于困苦当中的人。被害者的家属原谅了被告,愿意接受他们发自真心的拥抱,这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感人力量。我还要求被告在每年清明时节,到被害者的坟上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的判决初衷正是建基于此。本案是一个残酷的教训,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我们往往把善恶的冲突,说成是不可调和的、势不两立的,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人类的悲剧往往就在于坚持这种不可调和性,而不知道在政治和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在技术和生存智慧的层面,我们是可以沟通、交流的,终极的罪取代不了实际担当的罪。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须从表层入手,而不是来就寻找本质的本质,根本的根本,而遗忘了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的恶往往出于我们对自身处境的放大和放纵,我们的善从而应当来源于对“人可以超越生存处境”的这一能力的肯定和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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