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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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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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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孝”之“父母唯其疾之忧”  

2010-04-25 16:1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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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试译: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为孩子的疾病担忧。”

本句争议的焦点在于“其”字,要么指代父母,要么指代孩子。若指代父母,则语法表述上略显别扭,用“唯父母之疾而忧”似乎更妥,但这不是问题。持“孩子为父母之疾担忧”这一译法的人,包括《淮南子》(“忧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医。”)、杨树达、李零等,为数较少。李零在作如此理解时,引征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表明能不能伺候久病在床的父母,才是对孝子的最大考验。与此相反,认为应翻译为“父母为孩子之疾担忧”者,为数更多,包括朱熹、张居正、钱穆、李泽厚、南怀瑾、杨伯峻、孙钦善、傅佩荣等大多数人的注疏,皆做此解。孙钦善专门提到《颜渊》篇作为这种译法的佐证:“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矣?”意思是由于一时的忿怒而忘记自身的安危得失,以至连累自己的父母亲人,不是执迷不悟吗?所以,自己身体的保全对于尽父母之孝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在缺乏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孟武伯问的是“我如何做到孝”,而孔子则回答“你的父母只忧心你的疾病”,好像是禅宗的问答方式,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而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孩子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就可以作为《论语》及儒家“孝”的丰富含义之一了。《大戴礼记》中记载了曾子对孝的解释:“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对于尊亲,《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要做到尊亲、不辱和能养,则需要具体化为各种生活的实践。孝是行出来的,是在行中体现出内在的真情的,所以《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中,对子女如何孝敬父母有许多细致规定:《礼记》中提到要照顾父母日常起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里仁》中要求记住父母的年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而这里则可以表明要为父母的疾病担忧:“父母唯其疾之忧”;《里仁》里又禁止远游:“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和《礼记》都提到了与父母相处,颜色要和气(即“色难”的问题):“孝子之有深爱也,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等等。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遵从大多数人的理解,将这句话解释为“父母只为孩子的疾病担忧”,这样的理解,可以显明孔子那富有智慧的回答方式,同时也为“孝”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具体原因申说如下:

第一,体现孔子因材施教的一贯教育实践。孔子的回答非常具有针对性。在这句话前后,连着四段对话,都是孔子针对不同的人,回答“如何是孝”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因人而异。正如李泽厚指出,他不注重从具体事物和概念抽象出某种普遍的理念范式,而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注重多元和具体,所以这种“孝”被李泽厚称为“实用理性”的“情感本体”。 此处问孝的孟武伯谥号为“武”,可能一向勇猛,总让父母担心遭祸,也许这就是孔子如此回答的缘由?孔子前面答复孟懿子的话就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只回答说“不要违背”,就是孝了。南怀瑾说,这种“无违”包括视天下如父母,不要违反人心。傅佩荣解释为不要违背礼制。但对于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则要考虑到当你病时,你父母那种着急的心情,你就懂得孝了。这种有关孝的教导显然与“无违”、“色难”、“能养”等是非常不同的。

第二,体现儿子不会做出违背礼仪的事让父母担忧,父母为儿子操心的只有疾病之类非由人定的事。这就强调了《论语》一贯看重的仁、礼、德等修身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比肉身更加重要的。傅佩荣也认为作为纨绔子弟,希望他们让父母只为他们的疾病担心,其他方面如做人处事则不要出差错。孟子云:“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守身所以事亲,故人子当知父母之所忧,自能谨疾,不妄为非,而不失其身矣。因此,守身之身,不仅是肉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完善,是指一个人一生都当注重的道德修养。除了疾病外,其他皆让父母宽心,这就是最大的孝了。也就是说,父母不用再操心那些由人的学习努力可以完成的立身之道、为人之本。总之,还是修身最重要,修身当然不是指锻炼身体。

第三,体现一种建立在爱基础之上的孝。朱熹云: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就是真正的孝了。张居正给隆庆、万历父子皇帝当帝师时讲解《论语》,对这句话的解读很有意思,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欲知人子事亲之理,当观父母爱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爱其子者,惟爱之也切,故忧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时,或饮食之不节,或风寒暑湿之见侵,与夫少之未戒于色,壮之未戒于斗之类。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为忧。若为子者能体父母之心,慎起居,节饮食,戒色戒斗,兢兢焉不至于疾,以贻父母之忧,则自然身体康宁,而有以慰亲之心矣。岂不可谓之孝乎!”这种理解是将孝建基于将心比心的温情表达,而不再是忽视个人情感体验的强制性的要求。

通过以上三点的分析,尤其是第三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儒家强调孝道,相对于墨家以“薄葬”“非乐”来反情;道家以“逍遥”“齐物”来非情,的确是更容易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同的。但是,为什么后来的孝的发展,会走向“二十四孝”那种“令人厌恶”的程度呢?李泽厚曾指出,儒家之孝反映了“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的特征,但他并没有将这种“一个世界”的特征作为儒家之孝走向反面的原因。

表面看来,儒家之孝具备了荣耀、尊重、赡养等含义,并且在这句话中也蕴含了“爱”的含义。这和西方,尤其是希伯来传统中强调孝的荣耀(honor)和顺服(obedience)的维度是一样的。但问题仍然在于,那里的孝,直接连接着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儒家之孝,由于缺乏另一个世界的关照,便无法把“光宗耀祖”、“至爱亲情”的逻辑内化为一种终极性的生命目标,这种孝注定会发展为一种严厉的外在定规,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而遮蔽了那种发乎内心的自然的情感实在,这是值得深思的。

归根到底,从中国传统的经验可知,儒家之孝的发展,要么走向礼制秩序,要么走 向忠君思想,正如张居正有针对性地对皇帝说:“至若天子以一身而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养寿命,而昌延国祚者,又当万倍于此矣。孔子之言,岂特为孟武伯告哉!”这种人本主义实质是统治之道,它的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一种大共同体的君民关系,而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家庭式的诉求,孝成为了一个功利性的概念,形式化的礼仪,要想“色不难”,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中国人的孝当然不乏爱的内涵,但由孝敬走向效忠,因国家而压制个人,这无论如何是“外儒内法”的皇权秩序的一个现实。其中的演化,实在值得玩味。

    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还将这种孝作为中国的仁之基础,作为儒家本土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刻意加以强化,好像西方从来就不注重孝和亲情伦理似的,那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其实孝并非区分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带来的政治伦理后果,就是秦晖概括的“以家‘拟’国”,“家国一体、礼法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儒家的“情本体”走向了“情次体”,亲情伦理在政治情势和利益算计面前,永远都是被支配的对象,随波逐流,不堪一击,演化出残酷政治搏杀之下一幕幕伦理沦丧的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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