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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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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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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真相  

2011-01-13 09: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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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1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为完整版)

在一件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说法是“我相信”。对于这些事件,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立场、情感和所拥有的信息,做出“我相信真相是什么”的判断。由于许多事件往往由简单的法律问题转化为复杂的政治问题,由于许多事件涉及到土地、生命等切身利益的抗争,由于许多事件常常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突然爆发,也由于许多事件中卷入了众多不满和“不明真相”的民众,所以这种“我相信”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一种公开的表达,不同的“我相信”之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议。

面对一桩桩扑朔迷离的事件,你到底相信什么?你的相信是建立在你的立场情感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你所掌握的可靠证据的基础上?你的相信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的真相?

这真是令人纠结的真相问题,其中既包含了事实的层面,也融入了价值的选择,二者无法截然区分。就像韦伯的教义所揭示的那样,在这个多元转型的时代,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预设立场,因为每个人所具有的多元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更因为价值不可调和的“诸神之争”其实可以在司法制度和技术的意义上得以解决。因此,探索真相和客观中立的核心在于,我们需要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平台。

今天的公共事件基本都是具有重大法治意义的事件。就法律事件的真相而言,“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常常遭人误读。这个司法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其中的“事实”却需要认真界定。法律上所追求的事实并非客观真相,因为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对于事后的认知来说,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基于人们在感知、理性方面必然的局限以及司法程序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要想以相对的条件来把握绝对的真相,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法律所追求的事实乃是一种需要用经过质疑的证据来加以支撑的真相。

事件的真相往往就夹杂在形形色色的猜测、评价和传闻之中,它们构成了所谓的“谣言”。但是,“谣言”也有被误读和妖魔化的危险。在中国语境下,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基本程序的缺失、关键信息的垄断、人心的焦虑和惶恐等等因素,导致人们只能根据那些断裂的、碎片化的证据来建立自己对于真相的确信,以应对充满恐惧和希望的生活。在控制真相的最有力之手就是政府的情况下,谣言的产生有了更多的土壤,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对谣言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谣言包含真相,具有公共性和正面的价值。只有善待谣言,才能促使政府尽责,揭示更多被遮蔽的真相。

更何况,许多被斥为“谣言”的东西,不过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针对事件的众多疑点所发出的正常而合理的质疑。动辄以理性审慎和貌似公允的姿态把这些质疑定性为“立场先行”、“无顾事实”或者“阴谋造谣”,其实也是一种简单草率的做法。合理怀疑是接近真相的第一步。任何理性和真相的前提,就是保持质疑的开放性,就是认真回应所有的质疑而不是有选择地回应对自己有利的质疑。在提出各种证据以探讨真相的过程中,“排除合理怀疑”乃是司法认知的精髓所在。在公共事件中,政府有关真相的认定更应该经受公众提出的“合理怀疑”,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没有经过充分质疑,任何结论都不具权威性。对真相最大的障碍并不在于民众相信什么和谣传什么,而在于职能部门垄断了什么和压制了什么。

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判断,乃是公民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声音和判断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最令人担忧的是只允许出现一种声音和判断。事件真相的挖掘和事件性质的评价是齐头并进的,面对公共事件的戏剧发展,人们不必等到时机成熟、事实充分、观点周全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不过是一种投机,是为了证明自己永远正确。重要的是每个公民在有权做出自身判断和认定的同时,也要有勇气接受彻底的质疑、反思自己的前提、修正自己的逻辑,否则就是对自身理性的一种狂妄自负。对真相保持必要的谦卑,对谣言保持必要的宽容,对于质疑保持不懈的坚持,这就是民主试验论的真义。

所以,我们必须把关注的重心从追求实体真相的层面转向督促程序建设层面。这种程序性关注也是公共事件中各种公民行动的努力方向和恰当切入点。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一再说明,许多本来可以在司法轨道内解决的事件,却最终走向政治化、社会化、群体化、暴力化。一味采用捂堵压的强权思维方式,而不重视独立司法对于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和透明程序对于人心稳定的意义,只能导致人民继续付出极大代价和官方公信力继续下降。程序为真相的发现提供了基本的平台,也为真相不致沦为相对主义提供了合理的张力。不管最终的真相最终是否满足各方的期待和需要,只要程序合法、公正和公开,只要让一切都在阳光下运作,只要运送正义的方式有着独立而明确的游戏规则,就能减少谣言,安定人心,使事态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以落实,官方的公信力也因为有了程序的保障而得以提升。

诚如谣言问题专家桑斯坦所言,即使在程序正义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期待谣言的消失。也许这种期待本身就违反了真相的原理和常识。但桑斯坦更加明确地指出,关键在于言论自由和程序制度构成了捍卫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自由和真相之间的某种伟大的平衡。在每个人对事件真相的直觉和敏感后面,都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质疑不是谣言,真相要靠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针对公权运作的压力机制。真相源于对权力的警惕,也源于某种责任伦理,离开这两者,真相就会成为一块遮羞布。

    我们的困惑不仅是对真相的困惑,而且反映了对自身处境和出路的迷茫。各种公共事件中围绕真相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这个社会和人心而言,的确是一场非同小可的考验。它不仅在拷问着我们的智慧良知,拷问着我们的公共行动能力,也在拷问着我们对于政府是什么、政治为什么可以变得美好的基本看法。你到底相信什么,是一个理性可以验证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由情感和公义来加以验证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程序来捍卫和保障的问题。只有秉持这种丰富开放的可能性,我们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才会有更加稳固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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