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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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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抉择——Nader and Simin: A Separation观后  

2012-01-23 11:1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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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影片Nader and Simin: A Separation,中文大都译为《一次别离》或《分居风暴》,似乎未能反映影片的丰富内涵和尖锐主题:以信仰为支撑的生活方式在隐含着巨大变迁的时代和现实面前,显得摇摇欲坠。人心思变,却又不知心向何处。不同人的抉择之间相互冲突、碰撞和撕扯。所以,片名翻译为《裂痕》或《隔阂》,或许更加准确。

在电影一开头,一心想带着女儿出国的妻子就表明:她承认丈夫为人正派,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她不得不提出离婚。西敏给出的理由充满了世俗的正当性:为了女儿的成长,需要换一个更好的环境;你那老年痴呆的父亲并不认识你,把生命耗费在照顾他身上没有意义。她的理由显得刚硬甚至绝情。然而,痴呆的父亲虽然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却只认得西敏。当西敏决定回娘家时,老人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放;当老人小便失禁,需要换裤子时,他一遍遍喃喃自语:“西敏,西敏”。

妻子西敏作为一个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中产阶级妇女,其性格是坚强的,不服输的。从老人对她的不舍来看,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媳。但也从老人的这种依恋中,我们看到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苦闷生活。以流俗的标准来看,她做出的选择无疑是清醒而正确的。西敏处理问题的一贯方式就是删繁就减(包括尽量用钱解决纠纷难题),丈夫却认定她在逃避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她渴望新的自主的生活,并因此视传统的家庭女性身份为一种桎梏,可她其实又是脆弱的。她渴望爱,并因此计较丈夫不像自己所需要的那样关爱自己;她虽然意志坚定,但显然对未来缺乏信心。

丈夫纳德无疑是一个真诚的、富有责任感的男人,他安于固定的婚姻家庭生活,知道这种生活本身属于传统信仰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对信仰的神圣性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因此显得不那么严肃,甚至如同儿戏。所以,他会对发誓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会用现代权利的观念来看待自己和保姆之间冲突的症结;他会通过实地验证门口与楼梯之间的角度和距离,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并非保姆流产的原因。总之,他可以因为爱女儿爱家庭这个真情实感,而违背“不得撒谎”这一宗教的信条。

纳德的困境其实是一种理性自负的困境。他期待现实的正义,对生活有积极的担当,也懂得平等和尊重的教育原理,然而,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他仍然会陷入一个个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难题。他告诉女儿,“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但他自己却没有把对错作为生活的原则,而仅仅视为生活的手段。结果,纳德因为这样的人生哲学而陷入了颇为委屈的处境当中。一个如此尽心尽力的好男人,生活却搞得一团糟,不仅自己受到伤害,而且连带所爱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也都受到伤害。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纳德无法明白。

那么,纳德和西敏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许就在于,当他们执着奔忙于充满重压的生活时,他们已经遗忘了对支撑生命的信仰本身的体认。信仰和现实分裂了,现实的重要性取代了信仰的重要性,却反而导致信仰和现实都有了落空的危险。

相对于他们的困境而言,那个底层的保姆瑞茨,倒显得更加幸运。她一生忍辱负重,充满谦卑和敬畏(恐惧),却在虔诚信靠的过程中赢得了生命的充实和尊严。她遇到生活的难题(比如是否应该帮小便失禁的老人清洗),唯一的求助标准就是信仰;她害怕因为收受不义之财而使女儿遭到报应,最终又因害怕神的责罚而不敢对着《古兰经》发誓,从而失去了获得金钱补偿的机会。信仰就这样无比真切地灌注于她的生命,尽管她满是艰辛眼泪,如此柔弱无助,但她舍弃了应该舍弃的,抓住了应该抓住的。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瑞茨比许多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更知道生命的重要性何在,在她那里,信仰和现实不会分裂,因为信仰就是最大的现实。

而瑞茨的丈夫,那个似乎缺乏责任感的,对不起妻子女儿的混混男人,对我们认识信仰与抉择而言,则更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证和提醒。他因为不务正业,被逼债和坐牢;他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是一个败坏的罪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体制化的无情生活有更清醒明确的观察和体验。他对于来自上层的压迫,敏感、怀疑、不甘心、不屈从。他的维权方式是简单直接甚至粗暴的,但他提出的质问却是掷地有声的:“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就是毒打老婆孩子的人?我对着《古兰经》起誓,我们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无论他多么败坏不堪,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仍然以信仰的本分和本能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此来评判世间的不公以及自身的罪恶。比起社会地位更高的纳德和西敏,他的内心和行动更加统一,更可能找到自我救赎的出路。谁能说他会觉醒得更晚?谁能说他没有保护受欺侮的妻子?谁又能说他们不会很快找到真正的幸福?

影片就这样用一种冷静从容却并不冷漠超然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每个人的挣扎,展现了不同人生的张力,引导我们去追问决定这一切生活面貌的复杂的体制化环境。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不希望女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西敏,其行事逻辑也完全是语境化的。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法官虽然同情当事人的遭遇,却只能说:“这是法律,我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纳德要证明自己的无罪,要么撒谎(谎称不知道对方怀孕),要么回避罪的实质,去计较自己那一推的后果并不会导致对方流产。

更为吊诡和反讽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认真对待法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律与生命之间的鸿沟,因为他发现,真相无法通过法律来呈现:“我知道她怀孕,但(争吵)那一刻我搞忘了”,他说的当然是大实话,可面对女儿要他向法庭坦陈这一事实的建议,他只能苦笑:“法律不关心这些(理由),只管我是不是知道(怀孕)”。纳德终于发现,法律在表面的精确性(分类、质证、解释等技术),往往掩盖或模糊了一些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离开了他已经惯常依赖的这种思考方式,他不知道真正的帮助在哪里。他不知道没有更高更神圣的信仰作为支撑,真相和正义,往往会沦为与人类深沉的情感绝缘的相对的东西。一旦离开这种对信仰的真诚信靠,他注定只能成为逼着对方向《古兰经》发誓的无情的审判官,最终使自己和他人两败俱伤。

所以,这部影片反映的真正裂痕,在于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取舍。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做出怎样的抉择。相信现实而不相信眼泪的纳德西敏夫妇,经历了一番波折,仍然无法走出心灵的困境,他们不知如何面对未来两人在一起的生活,只得选择离婚。影片把女儿愿意跟谁在一起的这一选择,留给了女儿特梅本人。这一开放式的结局意义重大:无论是十一岁的特梅还是保姆瑞茨更小的女儿,她们都因这场变故而遭到巨大的伤害。她们那不安、惊恐、探寻的眼光令人心碎。然而,挫折与创伤是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逃避的既定事实,重要的不是受伤,而是如何从受伤中受造就。

人心的隔膜暂时中断了两个女孩之间纯真的欢笑,但是,有疑惑就有未来,这才是信仰与生活的最大的奥妙。特梅到底作出了怎样的抉择,我们不知道,重要的是她已经从父母的悲剧中学到了教训,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必须自己作出抉择,重要的是她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敢承受自己的抉择。这一抉择的基础,不在于停留过去,也不在于告别过去,它植根于肉身的生活,却深深指向灵魂的归宿。孩子长大了,要离开父母,要颤抖哭泣,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生活本来就没有容易的事情,然而,生活因为这份不易,又显得何其珍贵,何其值得赞赏和欣慰。

《裂痕》这部影片讲述了信仰如何不断考验生活,现实又将如何不断充实信仰的故事。导演用平心静气的眼光描绘了生活本身的波澜壮阔。在真相与谎言、道德与法律、过去与未来、责任与判断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信仰与现实之间不断的权衡和抉择。信仰本身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实践。在历史的洪流中,信仰和生命将一道更新,开辟新的幸福生活。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一个国。有了这种对平凡生命的丰富和严肃的思考,再宏大的历史沟坎,也都没有翻越不过的道理。因为信仰,就是那飞跃的翅膀。

从电影回到我们身处的现实,反躬自问,我们的抉择又是什么?我们又将靠什么来进行未来的抉择?当信仰早已成为他们抉择的起点,我们却仍然茫然不知传统何在,出路何在。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似乎永远都是我们的宿命。我的眼光不得不从一个国,一个族,一个家,转向一个人,转向我自己,我只知道我应该谦卑下来,老实一点。也许,在每个个体走向信仰之真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秋菊式的困惑之外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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