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的博客

政治与人性（代译序）

谌洪果 

    《觉醒的自我》一书表面上对作为美国国家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进行了深入反思，但其用意和视野不仅如此。昂格尔不满足于传统上对于实用主义的界定，他既承认其忠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创造理想的主旨，又批判其不关心如何建立那些重大的政治理论方案，而有沦为退守、市侩的危险。成熟往往意味着堕落，所以作者试图挽救这种实用主义，为其注入希望和想象。该书由此从一种独特的视角提供了将构建政治秩序与提升人性联系起来的进路。昂格尔的眼光是广阔而深邃的，他在法学、政治学、哲学、神学、科学等不同方法论之间游刃有余，条理解剖，融会贯通。他看到了具体的制度和文化，也看到了人性和广袤的世界。他把对个体的关注置于对秩序、时间、精神、死亡等意义的关注之中。

    昂格尔所坚持的是一种处境化的思考方式。在他看来，人类和人类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紧张，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将充满差异和变化的世界视为虚幻，不是致力于寻求那种宁静完满的终极现实，借此超脱于肉身和社会的牢笼。这其实是一种消极避世，甚至是一种害怕受伤的伦理。这种在沉思默想中的静观无为，实质上是以某种道德观的名义逃避了社会责任，但却无法解决社会秩序的各种实践难题。超然冷静不过是疏离冷漠的另一面而已。生命在于行动。

    所以，我们必须执着于人类行动的场域，以此作为自我觉醒的基本出发点。人类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和神圣世界。人既不会受盲目的支配无所作为，又不能凭恣意的自由为所欲为。人有追求永恒的内在渴望，但又受限于两种经验：死亡的必然性和存在的不可知性。如果我们能够永生，那么生命的神秘也就没多大意义；如果我们对世界的神秘全都知道，那么死亡也就不值得恐惧。就是在这两个无可逃避的经验条件下，我们不断开创新生。生活的这种被囚禁而又充满偶然的状态令人振奋。世界的纷争、烦恼、苦难和危险不会因为简单否定它们的实在价值而消逝。尽管心存蔑视，我们仍然必须设法对付这个社会世界。如果否认了这种具体处境，那么我们在以自由的名义变得更加独立的同时，也将受到更多的奴役。

    昂格尔深知每个人在生命中能有什么作为，取决于社会被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当然也取决于成就和运气。承认社会现实，意味着不再站在普遍精神的视角看待世界，也不再听命于我们的现象主义式的感知，更不再把现有的制度方案作为永久的真理而崇拜。我们必须对普遍化背景事实和我们的特殊环境经验之间、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冲突做出回应，并创造一个有关心智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观念世界。我们生存于特殊性当中；制度文化背景并不能压制我们，它们塑造我们，但从来不曾彻底塑造我们；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性质，可以一点点一步步地改变制度框架。我们可以缩短维持语境的活动与超越语境的活动之间的距离，使制度文化不再变得那么自然正当。我们应该塑造一种能让我们改变这种结构本身的结构。

    《觉醒的自我》从而证明将科学与民主、试验与解放、社会的人性化与人类的神性化等结合在一起的伟大革命尝试是正确的。新的政治哲学观需要恰当对待人的主动性、偶然性、为未来活着的特性（所以不完全屈服于现有的各种生存条件）、利用试验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处境的特性。我们的民主观因而就是一种自我观。民主试验主义和激进实用主义的目标不是使社会人性化，而是将人性神圣化。我们的变革不能依赖于灾难，而要能更好地从内部发生，就如同是我们日常活动的某种延伸一样。我们只有对世界有更深刻的体认，才能变得更加伟大和自由。

    这样的姿态让昂格尔注意到，“在我们的实践和心智生活中，常规性和重复性要占极大的部分。它们并不仅仅是无意义的光阴耗费，而是代表了经济的原理和整合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习惯、工具，让精力不再浪费在重复之事，而转向那些不可重复的事情。常规和创造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设想事物时，不仅把它作为一种消亡，而且作为一种变化。我们不能被常规化所吞噬，否则就会变得对时间消逝感的麻木。我们要接受时间的现实性，通过各种发明扩展我们的交流、观察和理解的能力，“我们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应该利用对表面世界的即刻体验，来换取某种更深远普遍的洞见。”

    因此，人类虽然身处某个特殊的世界，却保留着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在对抗时间和死亡的过程中，我们做出生命规划，形成各种情感纽带。我们与人交往，却依旧保持自我并且成为自我。我们活在现在，目光却朝向未来。我们介入世界，而又不屈从于世界。我们的生命向他人、未来的经验和充满变化的整个世界敞开。我们可以活得更加神性，在一个巨大无意义的空无背景下创造自己的意义。我们能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能做到对表面世界的直观想象和因果探求之间的调和，能通过个人之爱和友好革新的合作来解决各种可能需求之间的冲突。

    昂格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方案、宗教方案和哲理方案。这些方案不是蓝图，而是方向。他把建设政治和建设人性作为不可分割的双重目标，振聋发聩地指出，“给一群人带来秩序，要比给他们带来生命更加容易。政治的最大雄心不是帮助他们走向秩序，而是帮助他们赢得生命。”我们必须在真实的处境中，从特殊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扩大个人的责任、同情心和力量的范围，使政治更加理性，在没有危机情况下得到提升。只有行动和责任，才能产生能力和希望。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克服了世界与我们的疏离，有了活在此刻的喜悦，有了存在的喜悦，有了被奇妙征服的喜悦。我们唯有在抗拒所有既定结构的约束的过程中，才能成其为人。在这个意义上，活着不是要远离麻烦，相反往往该自找麻烦，我们期待一种建立在解放和开明之上而非奴役和贬低之上的幸福。这就是自我的觉醒。在政治文化领域，自我觉醒引导我们不断创造未来，增强普通人的能力，赢得日常经验的尊严。社会结构最终越来越类似于想象的活动。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自我不再僵化，实践能力得到开发，我们的目标变为在自我和他人相遇的经验中实现伟大与爱的融合。死亡的专断不再能够约束我们，我们的心智更充分自由地转向我们周围的人们和现象。想象的未来，如同民主的未来一样，为我们在社会和思想中创造某种更好的机会，使我们能重新找回自我生存的现实。

    这就是昂格尔的回答，也是他所提出的新型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宣言和论纲。他说：“我们无法成为神，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具神性。”这种积极的人生观让人得以真正立足于世界之上，人的政治活动由此成为了一种永不停息的求索生命意义的过程。昂格尔以前对制度的外在批判，在这里转向了一种对自我和制度的内在省察。

    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The Self Awakened: Pragmatism Unbound），谌洪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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