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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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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于1974,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七载,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主要供职于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当代中国的一名法律人,一位参与者和观察者 路正长,为了每个闪亮的日子,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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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等规则来培养公民习惯  

2013-04-01 08:2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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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近日给教师工作室安上了IC卡电表,每月定量供电,超过者自付电费。据学校后勤保障处的人员说,有些老师实在不自觉,冬天统一供暖还烧电炉电暖器,夏天打开窗户让空调24小时连轴运转。校领导于是作出了这一决策。

学校的初衷看来合情合理,我也双手赞同这一做法。在有关“节约用电”这一公共目标方面,作为同一共同体中的全校师生员工,应该达成基本的共识。不过,人在认知和意志方面一向是很软弱的,除了那些赤裸裸地故意破坏公物、夸张浪费者外,很多人即使意识到应该遵守公德,也会由于习惯、惰性、缺乏监督等因素,不像对待私人利益那样珍惜公共利益。所以,善用公共物品、维护公共利益培养公民意识、建设美好环境,光靠个人的道德自律肯定是不,有必要从制度技术等层面进行限制和约束。

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通过某种规则来促进基本公民习惯的养成,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所实施的规则要具备起码的公正要素,不能选择性执法,否则不仅无助于培养好的公民生活,反而会因为决策的歧视和不公而败坏了公共精神。

330日学校公布的安装电表截止日期过后,我曾在学校办公楼里转了一圈,发现存在明显的区别对待问题:普通教师的办公室门口倒是全装上了电表,但同一楼层的领导办公室(包括教授兼院处长的办公室)、党政后勤办公室、行政教务办公室等,都没有安装电表。节电措施只针对教师办公室,这是为什么?个别教师是有那种触目惊心的浪费现象,但同样的行为,就我亲见过的,何尝不在一些领导、行政的办公室出现过?

为了践行公德、尊重规则,我继续支持给各办公室安装电表的决策,但我建议首先该给校长书记各院系领导的办公室装上再说。既然是事关公共利益的普遍规则,那就既对他人适用,也当对规则制定者适用。我们既要认真对待权利,也应平等履行义务。因为,大家都是公民。只给教师办公室安装IC卡电表,其背后的理据无非三点,要么假定领导或行政后勤的工作比教师工作重要,所以可多用电;要么假定领导或行政后勤用办公室的时间比教师少,所以无需节电;要么假定领导或行政后勤人员比教师素质高,所以不必限电

遗憾的是,这三个潜在的理由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大学大学,当然要提倡去官僚化和去行政化,以教学科研为重心;不少领导行政后勤办公室在正常上班时间经常是门锁紧闭,但这是说明为了省电,还是说明毫不敬业?以某一特定群体作为素质高低标准,显然是带有歧视性的荒唐做法。况且,如果缺乏真正的公共民主生活的训练,如果不在各种具体细微的公民自治合作行动中慢慢养成公民责任和公共理性的精神,那所谓的公民素质都是无稽之谈。

而我忧心的是,一所以培养法律人才为使命的大学,居然如此欠缺法治至上、民主参与的观念和实践。透过安装电表这件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可以看出决策者的官本位、等级特权思想和行政化思维,他们没有仔细考虑:决策是否科学?对电表费用与浪费电量有没有做过成本效益分析?决策是否透明?就规则的出台过程和各项采购花费有没有公开的说明?决策是否民主?有没有以听证等方式征求教职员工意见,让大家参与规则的制定?决策是否公正?为什么对教师群体如此不信任,能否合理解释只针对教师办公室安装电表的理由?决策是否遵循程序?事前为什么没见对个别浪费严重的教师的警示或责罚?是如何将个案情况上升为制定普遍规则的决策依据的?决策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规则的制定得到广泛认可没有?规则要不要具有起码的可持续性和良好的法治示范性?

所有这些建议性的疑问,都指向我最为关心的问题:公民习惯该如何养成?在我看来,其内涵和路径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公民习惯不能仅仅靠道德自省达成,而要靠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而如何做出公共决策,是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其次,公民习惯离不开基本规则的确立,有什么样的规则,就有什么样的习惯。就像市场规则与丛林法则形成的公共生活大不相同一样;第三,公民习惯既尊重个体利益,又要超越个体利益。尽管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但私人利益可能是短视的,甚至两败俱伤的,如果没有超越个体利益的公共关怀,个体利益实际很难保全和扩大;第四,公民习惯是每个公民的习惯,不能因为成为决策者,就忘了公民视角,就忘了自己首先也是公民。只有通过公民习惯所造就的公民社会平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学术教学的热情,才会激发出来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我希望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行政后勤的同仁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我发表上述看法时,我不是以教师的立场在发言,而是就事论事地以负责任的公民身份在发言。如果只给领导或行政后勤办公室安装电表,而不给教师办公室安装,我照样会公开表达不满。我之所以反对不平等的决策,就是为了反对人为制造的各种对立和隔阂。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围绕大学共同体的目标和梦想,围绕全体师生共同的利益和奶酪,我们需要有差异和分工,更需要尊重和合作,但是,实现有效合作的基础,恰好在于某种公正的制度。罗尔斯说,正义即公平,正当优先于善,如果一种规则或公共政策的前提是假想的道德差别或主观的人群划分,那么这种制度就必定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就是充满偏见和歧视的。

有人说,即便给领导们安装了电表,说不定各种变相补贴政策又会应运而生,反正领导都不用自掏腰包,所以多此一举;还有人说,官本位是社会的整体现象,到哪都一样,别的地方甚至更严重,既然无法改变,何必较真?我不得不指出,诸如此类的看法貌似有理,实则消极无奈。改变这种事不关己、无所作为的奴性观念,也是重塑公民习惯的重要步骤。普遍存在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正当的,做总比等待要强。公民社会生态的改变,只能靠你、我、他一个个具体个体的努力。在此我想重申我一直提倡的“公民无小事”的理念。这一理念意味着,学为公民,就是要行动,去拓展自由的边界;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之事做起。作为公民,要对未来抱以希望,但不要好高骛远,要致力于先改变自己,点点滴滴地改变,并且致力于可操作的、看得见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日积月累,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所形成的是扎实的公民习惯,是制度化理性化的公共生活。

我诚挚希望学校的领导能意识到,把一个共同体中生活的某些人排除在集体决策之外,这是很糟糕的做法,尤其是事关公共利益的时候;我诚挚希望学校的领导能尊重和回应师生员工的理性诉求,积极搭建良好而平等的对话商谈机制;我诚挚希望学校的领导能践行法治、言行统一,在大谈法治信仰、去行政化的同时,也用切实的行动去反对官本位的逻辑、政治化的思维。我更诚挚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我自己,都能把“学为公民”作为终身的自我提升的过程。我们都是在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都带着各种人格的缺陷和观念的偏狭,根本说不上是合格的公民,但我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能一点点改变,能变得好一点点,并让我们的学生们能看到、感受到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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